：习总书记基于苏杭地区的现代化实践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概念。人文经济学不是新的学科概念，而是对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理性表达。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人文经济学的实践样本。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文化现代化。中国式文化现代化的内容，一是传承历史文化，二是融合现代文明，三是高科技创新。以此为内容的文化现代化，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所包含的人文经济学，内在逻辑是“文化—人—经济”，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经—以经育文”。近代以来，江南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这些文化特点可以概括为崇尚实业、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崇文重教、开放包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苏南模式新文化是激发营商环境活力之源，包括：“四千四万”精神、企业改革文化、集体富裕的文化、创新文化和诚信文化。从文化到经济现代化，过渡环节是以文化人，包括：以文化培育价值观道德观，以文涵养企业家，以文汇聚科学家、教育家，以文培育大国工匠。经济和文化的投入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呈正相关关系。以经育文、增加文化供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遗产在挖掘、保护和传承中彰显其价值，二是依托现代科技发展文化产业。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协同推动对江南地区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2023年7月，习总书记在苏州市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里，习总书记基于苏杭地区的现代化实践诠释了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人文经济学概念提出后，不同学科对此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学科角度提出构建人文经济学学科。我们认为，根据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这里讲的人文经济学，既不是人文学科，也不是经济学科，更不是要求建立新的学科，而是指对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理论和实践的学理性表达，其针对性很明显。现实中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很好地将人文与经济相结合。有的地方文化繁荣但经济未必发达，有的地方经济发达但文化并不繁荣。以苏杭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可以说是人文经济学的一个实践样本。有必要以此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经济和人文两者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深层逻辑和内在机理，探讨体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模样。

　　研究人文经济学的缘起在于寻找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文密码，从而关注“人”和“文”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动能作用。研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的文化密码和文化繁荣的经济密码，实际上是寻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表现在经济上进入世界强国之列，还表现在建成文化强国。在丰富人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不仅是现代化的目标设定，也是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原动力所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体现物质变精神和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需要人文支撑，经济发展的人文精神基于深厚的文化积淀；另一方面人文发展需要经济基础，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和创新性发展需要经济支撑。在现实中，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既有自发的、潜移默化的因素，也离不开政府因势利导的组织和引导。有的地方文化底蕴很深，但没有转化为经济的繁荣；有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但文化相对落后，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有意识的引导和组织。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虽不排斥学习和交流世界优秀文化，但不意味着文化的西化，而应体现文化自信。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包括哪些内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积淀，有条件在保持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高起点发展体现时代和科技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文化现代化的内容，根据习文化思想，一是传承历史文化，二是融合现代文明，三是高科技创新。以此为内容的文化现代化，可以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习总书记所讲的苏杭地区的人文经济学，就是中国式经济和文化现代化相互促进的典型代表。

　　就经济现代化来说，苏杭地区在农耕时代被称为“鱼米之乡”，后来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早的地区。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水平处于我国前列有其经济基础，且有紧靠国际经济中心上海的地利，苏州被称为上海的“后花园”，无锡则有“小上海”之称。苏南通江达海，城镇密集，交通运输便利，尤其是文化教育发达，集聚经济能力强。进入新时期，苏南地区的现代化水平走在全国前列是不争的事实。苏州、无锡、南通、常州2023年都是万亿GDP城市，苏州GDP达到了24 653.4亿元，全国城市排名第6，地级市排名全国第一。无锡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 456.19亿元，在全国26座GDP万亿城市中，近年稳定在第14位。若论人均GDP，无锡人均GDP达20.63万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南通是省内第四个GDP万亿城市。常州成为省内第五座GDP万亿之城，人均GDP达到了18.84万元,成为全国人均GDP前十强的城市。苏南各市的经济发展各有优势和特色。就利用外资来说，苏州凭借其优越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投资企业近2万家，累计使用外资超1 600亿美元、位居全国第三（地级市第一）。尤其是多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苏州。就新质生产力来说，苏州的生物科技和数字经济，无锡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制造，常州的新能源均居全国前列。无锡凭借其科技实力吸引尖端高科技，处于世界算力前列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处于国家顶尖水平的集成电路研发生产也在无锡，物联网领先全国，形成全国唯一的物联网领域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落户在无锡。《黑神话：悟空》高科技游戏制作技术出自无锡的数字影视园。2024全国十强县级市，6个在苏南，包括苏州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无锡的江阴、宜兴。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过5 000亿的县级市全国仅两个，一个是苏州的昆山，另一个是无锡的江阴。

　　苏南经济强的基因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基因，其文化基因也是不能忽视的。人文的繁荣创造了苏南经济繁荣的奇迹。在苏杭地区产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断创新和演进的文化。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江南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创新性发展。这些文化遇上合适的经济环境就会爆发出磅礴的力量，实现精神变物质的效应，成为对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仔细研究苏杭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难发现其成功基因和密码都深深植根于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例如，实体经济的坚持和发展、苏南模式的兴起、开放型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高科技产业的高度集聚，都可以追溯其背后优秀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研究江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所包含的人文经济学，可以发现其内在的逻辑是“文化—人—经济”，三者在相互促进、相互转化中实现共同繁荣，即以文化人、以人化经、以经育文。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的写照。本文按此逻辑阐述经济与人文相互之间的深层次关系，从中探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相互促进的规律。特别是探讨经济现代化水平高的地区的文化基因，这对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样板价值。

　　习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总书记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包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江南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2020年，习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江南水乡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江南各个地区文化都十分厚重，内容非常广泛。本文基于探寻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的需要，依据人文学者长期研究成果，把江南地区近代以来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苏杭地区近代以来就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在江南地区，由此产生崇尚实业的工商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促进当地工商实业的发展。最为典型的是无锡的荣氏兄弟、杨氏家族，南通的张謇，常州的盛宣怀及刘国钧等。他们都是办实业的代表人物。荣德生曾针对当时的文化时弊指出：“吾国文学，重在科举，得一第后，便入政界。其次或攻美术，身擅薄技，已堪温饱，不做经济生活思想。”针对“自海禁大开，各国满载百货而来，易我黄金而去，致国力日衰，生活维艰”，他明确地说：“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荣氏兄弟就放弃了科举应试，去上海当学徒，开钱庄，逐步走上创办实业之路。荣氏创办的“公益”学校，其宗旨在于为企业培育管理人才，为社会输送懂科学、有技术的工商创业人才。他的办学宗旨是“国学为之基，而后更研科学，更新学制，注重实业，企图生产”。这些工商先驱的共同特点是，在本地区兴办实业，从而在本地形成实业家群体，践行“实业救国”的理念，造福乡梓。江南地区的工商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代接力传承下来的。改革开放以后，苏南的民营企业家纷纷在本地举办乡镇企业，这就是对这种崇尚实业的工商文化的传承。

　　江南地区的文人所极力倡导的家国情怀对当地的实业家影响至深，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顾宪成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都体现了江南人以民以国为本的家国情怀。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范蠡在“三致千金”后，“分散与贫交疏昆弟”，为后世商人树立了义利兼顾、富而行义的榜样。这种文化就是习总书记概括的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江南文化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更强调义利兼顾、先义后利。江南近代工商业者所具有的许多优秀精神品质，与先贤们的这些思想都有着渊源关系。江南地区的工商先驱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不会像有的地方的有钱人那样，回到家乡建一座自己的“大院”，而是不遗余力地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致力于捐资办学，“教育救国”。不仅办中小学，而且办大学。如张謇办南通大学，盛宣怀办上海交通大学，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及其后人办江南大学。他们造桥铺路、捐款赈灾、兴办新学等。这种文化就是习总书记在考察南通张謇博物馆时肯定的，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家在办实业的同时在当地建小城镇，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向城镇转移提供各种基础条件，从而创造了就地建城镇的城镇化道路。这正是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在江南传统文化中有吴文化的“耕读传家”之风，明代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挂在有着900多年历史的东林书院依庸堂里。这种文化代代相传就形成崇文重教之风。江南地区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是文化繁荣的地方，不仅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还有大批文人墨客聚集于此。崇文重教成为当地人的普遍信仰和行为准则。崇文就是崇尚学术。江南文化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以文学、诗词、书画、曲艺、戏曲等文化艺术活动为主，崇尚知识和学术，由此江南历代都涌现出引领文化各科的名人和作品。例如无锡阿炳的《二泉映月》蜚声古今中外。苏州评弹和昆剧，无锡锡剧不断推陈出新，从古到今深得民众喜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普遍认为学问、教育是富家、提升个人品德和社会地位的必经之路。重教即重视教育。宋代以后，江南地域书院纷起，文风日盛。“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的家训深入人心，代代相传。江南地区是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十分发达、教育制度十分完善的地区，家长和社会都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视教育为人生事业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江南地区的父母相信通过良好的教育可以提高孩子的才智和品德，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自从科举制度创立以来，江南所出的科举状元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近代以来，江南人不仅自发兴办各类新式学校，而且出国学习，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大都出于此地。一些家境殷实的家族更是热衷于将子女送出国留学，留学归来的江南人很多都成为近代中国和新中国的科技文化先驱。时至今日，江南地区依旧是全国科教高地和人才高地。两院院士出自这一地区人数最多，双一流大学占比最高，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院校高度集聚，而且普遍水平较高，培养了大批大国工匠。这是现在高端制造业高度集聚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吸引力。

　　江南滨江沿海，拥有对外开放的天然优势，古时是后开发的地区，是历代大规模移民潮的重要目的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于江南而言，不仅意味着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入，更是一种持续动态化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大开放大包容，从而成就了江南的开放包容文化。

　　谈及近代江南地区开放文化的形成，不能不提及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无锡籍人士薛福成的开放思想。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产生,薛福成曾两度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薛福成通过批判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为在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工商业积极制造舆论,寻找理论依据,向国人阐述了振兴商务、发展资产主义工商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薛福成围绕对外开放提出的经济思想包括三个内容:首先,“兴贩运之利”即发展近代交通业;其次,“兴艺植之利”即发展商品性农业;再次,“兴制造之利”即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他还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提出重视科技人才、兴学育才、派留学生的建议。这些洋务派思想的开放文化实际上是同工商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对当地在对外开放中发展工商业影响很大。

　　说到开放文化不能不说上海的作用。上海与苏南本来就有渊源关系。1843年开埠后，上海仅用10年时间便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近半的对外贸易在上海，主要的外国银行和大企业都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从1895年到1911年，在所有开放口岸创立的华资现代工厂中，约有三分之一设在上海。上海处于开放的前沿，由此形成的开放文化逐渐溢出，影响到周边的苏杭地区。洋务的积极参与者大都是苏南的实业家，如无锡的荣德生、周舜卿、薛福成，常州的盛宣怀等。苏南的商家纷纷进入上海办厂，并从中学习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开启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并形成了近代苏杭地区开放包容的文化。正因为这种文化的传承，当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时，苏南便能乘势接轨上海这个世界大都市，迅速进入开放的最前沿，成为吸引外资最多和对外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党的二十大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根据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现代化，这既涉及富裕人民，也涉及以文化人。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的提升，即人的思想素质、观念和思维的现代化，这既是现代化的目标，也是现代化的手段。不能设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上达到现代化后仍然是文化的沙漠。同样，也不能设想一个在物质上富有，但在精神上空虚的人能成为现代人。从江南地区的现代化实践来看，文化也有个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化过程。文化的现代化使人成为现代人，从而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基于对苏杭地区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演进的研究，可以发现，从文化到经济的过渡环节是以文化人。这正是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文化的作用在于以文化人，并在此基础上以文化经。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文化人的作用在于对各个市场主体经济行为进行人文精神的熏陶和引导。这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所要促进的人的现代化，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和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理想和信念。

　　从苏杭地区的传统和实践来看，人文与经济的融合体现在以价值观和道德观来培养人，即以文化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以人促经济发展。从人的现代化水平可见，文化的传承创新对经济乃至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公民道德是人的现代化之本。党的二十大就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提出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其内容就是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由此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坚实根基和力量。

　　人文精神的涵养在于解决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经济学中一直有“经济人”假设，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假说：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最终实现社会的利益。于是，就有市场经济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之说。殊不知亚当·斯密在发表《国富论》的同时还发表了《道德情操论》，在书中他指出：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基于追求利益的。我们的行为是出于对自己的利益和幸福的追求，但是，我们也会考虑到他人的利益，因为我们的同情心会使我们关注到他们的利益和幸福。这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经济单纯追求私人利益的误读。利益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一体两翼。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指出，将一切都解释为人们按自我利益行事的理论，不能解释问题的另一面，即社会利益的实现并不都是在大家追求自身利益中实现的。诺思所推崇的企业不是仅仅追求自身的利润目标，还应有主动实现社会目标的意识形态，“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种意识形态主要是指社会强有力的道德和伦理法则。

　　江南地区崇文重教的传统文化必然提升公民的传统美德和文明水准。中华传统美德体现了中华文明，这种文化传统不仅提高了人的精神文明程度，同时促进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人的观念达到现代水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观条件。现代人是具有现代知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人。就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指出的：“现代技术不是得到和使用一种工具问题。现代技术跟随现代思想而出现。你不能以古代的思想去掌握现代的工具。”理念、观念就是一种文化。人的观念现代化是指人的心理态度和价值观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不断就在于其文化的不断创新，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等于墨守成规。一定的文化都是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的。现代文化的养成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障碍和束缚。这就是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突破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发展理念，从而克服发展范式上的路径依赖。这包括：由故步自封、不思进取的观念转向勇于改革创新的观念；改变过去单纯追求高速度增长的观念，转向高质量发展观；从掠夺自然资源、支配自然的观念转向保护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念；从追求一部分人富裕转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应该说，对于现代化处于前列的江南地区来说，发展观念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创新，从而成为这个地区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推动力。

　　经营者不一定是企业家，企业家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者。企业家精神不仅包含创新精神，还蕴含企业家文化。根据一般定义，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经营者。根据江南地区的实践，现代企业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近代以来，苏杭地区涌现的企业家不仅数量多，而且其中许多是具有企业家文化的儒商。在这些企业家群体身上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成就了现代企业家群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下两种文化：

　　一是崇尚实体经济的工商文化。江南地区的实业家都有在本地办实业的文化。近代以来，江南文化有从重农到重工商的转变。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大都在江南地区起家。虽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民族工商业沉寂过，但这种文化没有被磨灭，一有时机就会显现出来。即使在人民公社时期，也出现了作为乡镇企业前身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被称为异军突起，很快便迅猛发展。尤其是在脱实向虚盛行时，这里的企业家大都坚守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我们还注意到，当年创建乡镇企业的企业家的二代接班人，不仅基本上都接上了实体经济的班，而且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显然，江南地区实体经济发达正是崇尚实业的工商文化的结果。正因如此，江南成为我国制造业的基地。

　　二是家国情怀。企业文化是企业家道德观、价值观的体现。企业竞争力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企业文化的竞争力。企业不只是赚钱的机器，企业活动所要实现的价值不仅是物质的价值，还应包含企业的文化价值。企业唯利是图是一种文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也是一种文化。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在江南地区的最早破冰，绝非偶然。乡镇企业家创业成功后，就在本地建设城镇，并在小城镇上积极兴办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转移当地农民，这一现象被费孝通称为“小城镇大问题”。被誉为苏南模式精髓的集体富裕，就是民营企业家家国情怀文化和人文精神在新时代的延续。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进一步说是一方文化养一方人。基于崇文重教的文化，江南地区从古到今都是人才辈出之地。以无锡为例，近代以来在各界都涌现出领军人才。科技界有中国电机、无线电和航空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顾毓，力学、应用数学、中文信息学奠基人之一的华衡芳，在应用数学、力学、物理学取得重要成就的钱伟长，著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被称为我国近代化学先驱的徐寿，被誉为“当代毕昇”的计算机专家王选。文化界有著名史学大师钱穆，著名文学家钱钟书、杨绛。文化艺术界有著名画家徐悲鸿，从无锡走出来的经济学家有陈翰笙、王寅生、张锡昌、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姜君辰。最为典型的是这里成为院士之乡，中科院院士的诞生地在苏州的有67名，在常州的有41名，在无锡的有40名，宜兴是诞生院士最多的县级市，诞生了20多位院士。近代以来，在江南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名人为中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江南地区“耕读传家”之风代代相传，至今依然保持并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基础教育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每年考上知名大学的学生数量居全国前列。过去有人担心，每年这里既有大量优秀学子走出，又有大批外地农民工流入，这是否会降低该地区的人口素质。然而，现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在江南地区，无论是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均处于全国前列。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纷纷涌入这一地区，使其成为外资高度集中的区域之一；近年来，高科技企业也大量入驻。这主要得益于该地区依靠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所积累的丰富人力资本，对外资及高科技项目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随着产业升级，不仅越来越多的研究型大学毕业生选择来到江南，而且由于当地教育水平普遍较高，加之高端产业的聚集，吸引了大批高端人才。在崇文重教之风的熏陶下，高学历人才普遍受到重视。因此，高端创新创业人才汇聚江南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年来，这一地区的崇文重教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那就是崇尚科教。一方面，从重视基础教育拓展到高等教育，截至2022年底，苏州已与中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厦门大学以及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洋理工大学、悉尼大学等200多所国内外大院大所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建设南京大学苏州校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无锡、常州也积极扩大与大学的合作共建。另一方面，引进各类高科技研究所和高科技研发中心，建设各类产学研创新载体，实施产学研合作项目。国外高科技人才也向这一地区集聚。无锡有“中国科研高地”的美誉，驻无锡的国家级科研实体就有中船重工702研究所、中航工业雷达电子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五十八研究所、中国航发控制系统研究所、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中国一汽无锡油泵油嘴研究所、江南计算技术研究所、中船重工第703研究所无锡分部等，此外还有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等，覆盖船舶、航空、集成电路等高科技领域。研究型大学和高端科研机构的集聚大大增强了该地区的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

　　江南不仅通过文化教育促进了人的现代化，而且通过招揽人才，集聚了科技和创新创业人才，由此推动江南地区科教资源高度集聚，高科技企业高度集聚，新质生产力发展迅猛。苏州的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无锡的集成电路、先进制造，常州的新能源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高端产业项目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典范。尤其是近期华虹无锡集成电路研发和制造基地二期项目的12英寸生产线建成，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芯片的“卡脖子”问题。

　　江南地区崇尚文教的文化，培养了江南人凡事认真对待、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明代张瀚《松窗梦语》卷四中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了江南吴地文化的这一特点：“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注：王卫平：《江南文化概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3年。)明代万历年间的王士性曾经指出，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清中期纳兰常安对苏州的百物制造极为推崇，认为“故苏之巧甲于天下”。清代更有“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的说法。明代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的评价。乾隆《元和县志》卷十《风俗》有谓：“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江南百工不仅技术精湛，有“精细雅洁”的美誉，而且品类繁富，诸凡苏绣、制玉、缂丝、苏扇、苏灯、苏雕等“苏式”“苏作”产品，皆形成品牌，享誉天下。苏州的丝绸和刺绣，无锡的惠山泥人、宜兴陶瓷，常州的梳篦等“可谓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矣”。所有这些都是历代工匠精神的积淀。江南地区是百工技艺之乡，民间手工艺历史悠久，门类众多，佳作迭现。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职业素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文化与现代科技结合形成现代工匠精神。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中，工匠早已不限于传统的工艺美术师，而是现代制造业中高精尖技术的掌握者。精益求精、技术高超的工匠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创新。江南地区的产品质量也因此成为高端品牌的代表，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端制造产业在江南高度集聚，这与该地区拥有大批现代工匠和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大军密切相关。

　　归结起来，以文化人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并哺育了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和具有工匠精神的劳动者大军，从而产生以人化经的效果。精神变物质，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

　　文化本身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新的文化，因此江南的文化涵盖了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文化一旦产生，便会长期发挥作用，并对经济产生反作用。在农村改革初期进入农村工业化阶段时，发展乡镇企业出现了不同的模式：在苏州周围产生了苏南模式，在杭州周边产生了温州模式。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被称为“异军突起”。在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的提法均已完成历史使命，但其文化根深蒂固，深刻影响当地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就苏南模式文化来说，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乡镇企业的“四千四万”精神。改革开放伊始产生的乡镇企业生于市场长于市场。在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背景下，乡镇企业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找到生存之道。历史上面向市场的创业文化因此得以再次萌生。“四千四万”精神就是江南人产生的市场文化的写照。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会上指出：“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时创造了‘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四千四万”精神成为江浙企业面向市场找资源、找市场的文化。后来在各个发展阶段都有表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央实施了沿海开放战略，并开发开放浦东。苏南企业继续发挥“四千四万”精神，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与上海浦东形成对接，外资、外贸、外经一齐发展，全面对外开放，进入国外找资源、找市场，从而建成了“外资高地”。新时代的“四千四万”精神虽然在表述方式上与改革开放初期有所不同，但在内涵上都蕴含着抓住机遇、开拓创新、艰苦创业、坚韧不拔的文化特质。

　　二是企业改革文化。苏南乡镇企业在起步时大都具有集体性质。1984年，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创举堪称石破天惊：“一包”即对所有社队工业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三改”即改干部任命制为选聘制、改固定工制为合同工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堰桥“一包三改”吹响了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改革号角，极大激发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基于这种企业改革文化，乡镇企业后来均改制为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并且逐步发展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制度。

　　三是集体富裕的文化。苏南乡镇企业基于起步时的集体经济，其重要特征是集体富裕。苏南模式的这种文化今天已演进为共同富裕文化。在共同富裕文化的影响下，苏南地区推动共同富裕的途径除了发展经济扩大就业面以外，还有富起来的群体采取多种方式助学助困，提供本地区居民都能享受的各种公共服务，造福乡梓。因此，这个地区成为国内最为富裕、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区。

　　四是创新文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培育创新文化”。在苏南模式时期，当地乡镇企业的技术资源是严重缺乏的。为此，乡镇企业创造了“星期天工程师”的模式，即从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吸引工程师利用周末时间来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问题。现在，这种吸引外地科技资源的模式作为创新文化得以延续。尤其是在进入新时代后，科技创新资源的源头在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创新文化进一步演化为“星期天科学家”，吸引科学家来解决产业创新的科学问题，目标是发展进入国际前沿的新质生产力。与此相应，与大学、科学院构建的产业创新平台在这个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年来，苏州的生命科学和数字经济产业、无锡的集成电路和先进制造产业、常州的新能源产业处于全国的前列，均离不开创新文化的推动。

　　五是诚信文化。现代化的营商环境不仅指法治化环境，还涉及文化环境（既涉及人的文化水准，也涉及诚信文化），两者相辅相成。在制度经济学中，道德规范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资本。讲诚信守信用的营商环境能产生外资蜂拥、客商云集的效应。诚信文化所形成的互惠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会使实施合同、规范和维持市场秩序最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性摩擦，降低法治成本，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从而形成对资本和人才及投资项目的吸引力。这种诚信作为一种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社会共同遵从的道德规范。江南地区之所以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地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显然，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苏南模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新文化，成为制度和营商环境的活力之源。

　　长期起来，江南地区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走在前列。该地区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说明对地区价值的评价不能单看以GDP代表的经济价值。地区（城市）的价值评价，不仅在于其经济价值还包括其文化价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且可以相互转化。提升地区文化价值同时也在提升地区的经济价值。提升地区的文化价值就要增加地区文化供给，为了使文化对经济发展起持续不断的推动作用，就需要经济反哺文化。增加文化供给是需要经济投入的。江南的实践证明，经济和文化的投入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正相关，甚至有共同倍增的效应。经济基础越是雄厚，文化投入越是充足，文化供给越是充分，产生的效益越是明显。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之瑰宝，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时代意义，正如2024年8月习总书记就北京中轴线等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所指出的，这对于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他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弘扬文化遗产的价值，既要挖掘其历史价值，也要开发其经济价值。当然，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利用是需要大投入的。

　　江南地区历来文化荟萃，文化名人多，文化遗产也极为丰富。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充分发挥了其历史和时代价值，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充分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苏州的平江历史街区、无锡的惠山古镇街区、常州的青果巷街区等。

　　苏州有2 500多年的建城史。其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了“保护古城、建设新城”的城市建设思路，并一以贯之。尤其是面积约为116.5公顷的平江历史街区，据相关资料显示，现存的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仍然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以及“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江南水城风貌，积淀了极为丰富的历史遗存和人文景观。其中，有世界文化遗产“耦园”1处、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昆曲展示区“中国昆曲博物馆”1处、省市级文物古迹100多处，城墙、河道、桥梁、街巷、民居、园林、会馆、寺观、古井、古树、牌坊等古代城市景观风貌基本保持原样。2023年7月6日，习总书记来到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考察调研，详细听取苏州古城保护及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汇报，他说，今天又看了传统文化街区，到处都是古迹、名胜、文化，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讲，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深度融合，不仅能够有效保护文化遗产，还能焕发其历史价值，展示城市形象，产生现实经济价值，尤其是将文化遗产开发为文旅项目，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旧城改造、城市更新等有机结合，如无锡的惠山古镇街区。据相关资料显示，惠山古镇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时间跨度长达1 000多年。景区总面积约3.5平方公里，文物古迹众多，拥有风景名胜景点200多处，包括战国时春申君饮马处、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寄畅园、民间音乐家阿炳墓园等。惠山古镇的祠堂群景观独具特色，承载着古镇独特的文化与灵魂。祀主涉及80多个姓氏，180多位历史人物，其中包括纪念开发江南的始祖泰伯、仲雍、季札的至德祠，以及十多位官居宰相、尚书的历史人物，如楚相春申君黄歇、五代时期的吴越王钱镠、唐相李绅、陆贽、宋相司马光、王旦、范仲淹、李纲，明代兵部尚书于谦、秦金，清代尚书嵇曾筠、嵇璜等。这些祠堂群不仅是见证无锡历史沧桑变迁的“活化石”，也成为无锡人引以为傲的“露天历史博物馆”。现在，这些文化遗产不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还被扩大为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包括文物古迹区、锡惠名胜区和山林保护区，同时成为各地游客旅游、休闲、购物的胜地。

　　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包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和恢复重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常州市于2012年启动的青果巷修缮保护项目。据相关资料显示，常州的青果巷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前，青果巷街区内以明、清、民国时期的建筑为主，共计拥有1处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5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6处市级重点文保单位、39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这些文物古迹有名宅故居、祠庙殿宇、桥坊碑石、林泉轩榭、古井码头、戏楼剧场、学堂校舍等，是常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活化石”。青果巷是常州文脉之地，文风兴起于唐代，先后走出了近百名科举才俊和一大批近现代名人，遍及政治、文学、艺术、教育、实业、科学等众多领域，有着“江南名士第一巷”的美誉。古有明代文学家、首倡“唐宋八大家”之说的唐荆川；近代则走出了史良、盛宣怀、赵元任、周有光等政界文化界名人。常州在修建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时，除了修建名人故居（如史良故居、盛宣怀故居）外，更为重视其文化遗产的挖掘和展示。例如，在唐荆川住宅建立了唐荆川纪念馆，在赵元任住宅建立了赵元任艺术中心，在周有光住宅建立了周有光图书馆等展馆。这些举措为市民游客了解常州本土文化提供了场所及渠道，让人们能够从建筑的演变和空间的布局中感悟历史。青果巷的历代名人住宅保护和整修，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文化遗产，而且以此为基础扩大发展为街区。各具地方特色的传统品牌的工艺、食品商家进入，使之成为文化旅游品牌街区。在这里有常州梳篦等非遗业态，也有青果剧场、青果屿见书房等文化空间，还有时尚买手店、珠宝店、潮玩店等商铺聚集。这使得各类旅游者到此既能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又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和消费体验。

　　上述历史文化街区的案例说明，深入挖掘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利用文化遗产，在利用文化遗产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培育文化的同时，也能够达到以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

　　经济和文化的相互促进体现在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上。文化产业兼有文化和经济的两重属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发达就体现文化和经济共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文化产业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软实力，关键不仅在于其所传承的传统优秀文化，还在于其如何创新并融合现代科技以发展现代文化。就像近期推出的《黑神话：悟空》游戏得到世界广泛认同一样。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文化产业的现代化需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并创新现代文化，这需要科技的支撑，即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文明及现代科技的融合。文化产业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绝不是简单的复制古董，而是利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依靠高科技和创意促进影视戏剧作品、体育品牌、书刊、名胜古迹等各种文化载体现代化。既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又发展了经济，更好地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

　　江苏作为经济大省，其文化产业也名列全国前茅。江南地区制造业发达，尽管目前文化产业在当地GDP中的占比还不是很高，但其总量和增长率均已位居我国前列。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文化产业的主导产业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目前，无锡已形成8个文化产业重点领域，拥有18个省级以上挂牌文化产业园区、4万多家文化市场主体。2万多家文化产业企业，其中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近千家。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508.43亿元到2023年的653.44亿元，两年平均增幅超14.3%。仅灵山胜境和拈花湾两大景区就带动了1万多人就业。无锡文化产业的一大特色是其较高的科技含量。全市共有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1家，省重点文化科技企业32家。在各个文化产业园区内，大模型、人工智能、文化元宇宙、AIGC等前沿技术正频繁出现。在影视传媒、数字文化制造、文旅融合、文化创意等领域形成发展优势。无锡制定的《关于贯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方案》抢先布局数字文化新业态。根据不完全统计，无锡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文化企业已占规上文化企业的近四成，首个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智慧虚拟拍摄联合实验室已在无锡落地。

　　在科技为文化产业现代化赋能的进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无锡早就有重要的影视拍摄基地，如水浒城、唐城等，但那主要是实景搭建和历史场景复原。现在的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则是依托数字技术，吸引国内外一流的数字电影制作公司和数字影视产业公司入驻，英国E3D、澳洲Zspace、美国Base FX、加拿大摩科影业等一批国外知名公司与国内企业合作成立的数字影视软件研发、制作公司相继入驻。该产业园以数字电影拍摄为引领，以数字后期制作为支撑，致力于打造集电影申报、拍摄、制作、发行、交易等功能于一体，具备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电影科技研发、制作及人才培养的国际知名数字影视产业基地。目前已吸引800多家以软件及服务外包、影视动漫文化、传感网络、教育培训为主的创意创新产业企业入驻。数字电影产业园将高端电影产业与文化旅游完美融合，并依托数字经济，大力发展以数字影视为引导的数字文化产业，坚持“科技拍摄+数字制作”的定位，产业链覆盖影视业上下游。近年来，爆款影视作品如《中国医生》《中国机长》《人世间》《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流浪地球》《长津湖》等均在此制作，因此被誉为“无锡影都”。近来在全世界游戏圈火爆的《黑神话：悟空》的数字技术制作也出自这里。电视剧《人世间》荣获中宣部第十六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荣获第十七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文化产业不仅在城市中得到推进，乡村振兴也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反之亦然，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乡村的产业振兴。典型案例是生产水蜜桃的阳山桃源村。这个村在农民宅基地流转的基础上腾出空间，统一规划创建文化艺术村等农文旅示范项目，构建了“观赏游玩+生态休闲+文化产业”共同体。吸引各方文化人士进村建设美术展览馆、文创工作室、数字经济平台、乡村自媒体孵化基地，并建立乡村振兴培训基地。创造了以文化产业振兴乡村的成功经验，不仅振兴了乡村的产业和文化，还富裕了村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这明确了增加先进文化供给建设文化强国的方向。其路径既涉及文化事业，也涉及文化产业。所有这些都依赖于经济发展所提供的经济基础。

　　从江南地区现代化的实践看，文化底蕴深厚以及当地人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即“耕读传家”的文化代代相传，构成了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客观条件或必要条件。而组织和发展能力则是实现这一繁荣的充分条件。从全国范围看，就传统文化资源来说，到处都有，甚至不少地方要强于江南地区。然而，江南地区的文化供给往往强于其他地区。其原因除了经济基础强于其他地区外，重要的是强政府与强市场的协同推动。在经济与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起到串联作用的，不仅是政府的组织作用，还有市场的导向作用。两者的协同作用能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文化的供给提供强大的组织力和推动力。传统优秀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涉及政治导向和规划，这是政府的职能所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反映举国体制的优势。文化项目的市场价值评价体现了市场功能，而文化项目的投资则是市场导向的企业行为。在市场导向下，文化产业的高端化正是江南地区强市场特征的体现。

　　据相关资料，无锡现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467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59处，文物资源总量位于江苏省前列。2023年，无锡出台了《无锡市“百匠千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工程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旨在选树100名具有工匠精神的代表性传承人，重点扶持惠山泥人、留青竹刻、锡剧、精微绣等4个项目，并对非遗传习对象给予生活补助支持，以培养非遗传承的后备力量。在全市高职院校设立非遗传承人工作室18个，推进全市70所中小学校开办非遗传承课堂，设立“小锡班”“二胡班”等特色班级，累计培训学员13万余人。2023年，无锡有18个项目入选第五批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认定了首批市级非遗工坊15家，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创新性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宜兴陶瓷。

　　按照“宜融则融、能融尽融”的思路，无锡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从“名迹、名人、名居、名（镇）村、名城”等“五个维度”组织开展了江南文化保护的“五名”工程。推出了“跟着非遗游无锡”等多条主题体验研学线路，联结起数百个传承传习点和非遗项目，推动历史文化遗址、非遗集聚街区、非遗工坊和村落等“串珠成链”。惠山古镇非遗研学游、“中国陶都·陶醉之旅”入选“水韵江苏”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宜兴善卷洞景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拈花湾景区入选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宜兴市丁蜀镇西望村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

　　适应现代化的进程，江南地区增加现代文化供给的内容包括：一是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以及丰富多彩、满足各种文化消费层次需求的各类文化产品。这包括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文化，不仅使苏州评弹、昆曲，无锡锡剧、惠山泥人，常州梳篦等传统文化作品得以推陈出新，更是推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现代各类人群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文化作品。二是推进群众广泛参与并享用的文化设施的现代化。近年来，无锡着力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积极推进长江、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无锡美术馆、无锡市文化艺术中心、交响音乐厅等重大公共文化设施全面开建。三是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空间。除了无锡梅园、蠡园等免费向公众开放外，截至2024年，无锡市已有65处被评为省级“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据2024年度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打造对象名单，无锡共有16处“颜值”与“内涵”兼具的公共文化空间上榜，包括以文化名人钱钟书命名的锺书城市客厅、盲人图书馆、无锡市家谱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城市书房、非遗工坊等场所。所有这些文化事业都是需要大投入的，体现经济对文化的反哺。

　　除了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传承，江南地区还创造了多个从无到有的文化景点，如无锡的灵山大佛、南京的佛顶宫等都是花巨资打造的，都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佛教文化的重要景点。常州恐龙园是一座以恐龙为主题的综合性游乐园，集博物、科普、娱乐、休闲及表演于一体，有“东方侏罗纪公园”之称，2010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后又接连获得“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优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

　　总的来说，现代化不能只见物质不见人、只讲经济不讲人文，而且，现代化是一个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过程。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与经济相互支持和共同繁荣能够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数字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